【卡城华人网】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返回【卡城华人网】主页

卡城新闻加国新闻即时新闻娱乐八卦最新科技读者文摘养生保健美食饮品居家生活音乐诗画艺术中心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求职招聘便民广告定居指南城市介绍房产动态留学移民华人故事教育话题财经信息精华旅游难得一笑

读者文摘

卡城华人网信息中心

读者文摘

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卡城华人网 www.calgarychina.ca】 2025-09-12 11:43

免责声明：本消息未经核实，不代表网站的立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卡城华人网】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去世时年仅39岁。

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在学习较高深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智力差距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惨败呢？细究起来，就是视而不见的“愚蠢”使然。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任务时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强行上马一系列“献礼”项目。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过时的电子管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

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就是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就是在明明看到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现实生活中，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是现实的参照，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朋霍费尔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只是他们的头脑被严重格式化了，只知道用标语口号来应对复杂的世界。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倾向于把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睿智远见的，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大棋、鲁莽开局后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

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二战前的德国民众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希特勒上台后，又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全称《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德国没有几个人觉得这个法案名字是如此荒唐可笑，有个元首来为民众“消除痛苦”不好吗？于是愚蠢滋生了法西斯，一切水到渠成。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A、B、C。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

但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

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

编辑(Edit) 删除(Delete)

>>返回【卡城华人网】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