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听说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母亲先后寿终正寝，两人年龄只差一岁，分别享年83岁和88岁。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冥福。
二老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吉林人。日本统治东北14年，正是他们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因此二老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语。1945年，二人同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上学，共同攻读冶金学，因而相识结婚。苏联占领东北，随后将东北转送给先期入关的解放军。国共争夺东北时，国军统治从未跨过松花江，因此黑龙江省一直属于解放区。于是二老都受到了进步思想教育，并于1946年前后分别入党。当时，在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的解放区，高级知识分子是很有使用价值的。二老真心实意地信仰共产主义，对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1949年以后被调往北京冶金部工作，最高时曾达到过比副部长低一级的水平，后来又被调往某大型钢铁企业任书记。
1949年以后的27年里，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被整肃的人数不胜数，用总书记胡xx的话来说，“毛xx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每次只打倒5%的人，若干次之后，所有人就都被打倒完了，只剩毛一个人是好人”。然而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二老却毫发无损，从来不曾被批斗过，每次都是他们整肃别人。特别是反右斗争，二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打击“右派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钢铁厂数十名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发送劳改，一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大多数人客死他乡，只有三人侥幸活到1979年。1978年为右派分子“纠正”，宣布为三位幸存受害者进行“纠正”的，却又是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的这两个人。本世纪初的一天，二老对我谈起当年反右斗争时，洋洋得意地炫耀他们当年为保卫党立下的汗马功劳，认为划众多人为反革命右派是完全必要。至于后来为右派分子“纠错”，二老认为，那同样也很有必要，因为那是上级要求和命令。
照理说，这样的老一辈高级干部是不可能与我等平头百姓小人物相识的，但我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呢？
二老一方面忠贞不渝地深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同时又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子女移居美国，他们的一位宝贝儿子来美后成了我的邻居和朋友。党内竞争激烈，能当上高级干部的人全都是有特殊才华的人，他们为人处世老道，顺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他们的子女也都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深受周围人喜爱。本世纪初，二老获得永居权，来美与宝贝儿子共同生活了几年，我因能用日语与他们聊天，二老对我关照有加。在美国想要在白人圈里赚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高干子女在国内享有特权，出国就没门了，大家都必须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二老的子女当然也不例外。二老曾当着我的面多次对子女要求，一定要在美国永远地生活下去，不论多么艰难困苦，绝不准返回中国。
美国生活使二老不愉快，在美国这种汽车社会里，二老没有汽车驾照，如同没有腿，生活犹如坐牢。没有朋友聊天打麻将，非常孤单。海外人力费昂贵，请不起保姆，家务活都得自己动手，人老了干不动活，又不忍心看着子女又忙工作、又忙家务，生活中有诸多不满意。特别让老人不满意的是，海外中国人并不都象他们一样爱国。报纸杂志常常针对国内弊端指名道姓地发表一些不客气的批评文章。二老阅读了这些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文章后气得血压升高，多次对我说希望强大的解放军横扫美国，“把那些反动派斩尽杀绝”。
前几年，二老决定返回中国，放弃美国绿卡。然后在国内子女的关照下先后在北京301医院寿终正寝。
二老在世时无限忠于党，痛恨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但不合逻辑的是，他们除了鼓励自己的两名子女移居美国之外，更进一步地设法将孙辈尽数送往美国。时代不一样了，移民的方法也变了：国内不少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赚取了大笔财富之后，采用投资移民的方法，一次给美国政府支付(投资)百万美元，“购买”一份绿卡，家属先移民美国，自己则在太平洋上空奔波，一边继续在中国发财，一边在美国购置房产，享受幸福生活。二老就有两位孙辈都先后投出巨资，移民来到美国，比我们这些凭技术吃饭的人强多了！记得当年我们聊天时，我曾问过二老：“党对你们这么好，中国的事业如此需要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求你们的子孙后代移民美国呢？你们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是否有些矛盾？”。他们坦然回答：“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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