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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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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华人网 www.calgarychina.ca】  2026-08-16 12:49   免责声明: 本消息未经核实,不代表网站的立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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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生活久了,很多第一代华人会遇到一个多少有些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读书、长大,为什么政治观念常常和父母越来越不一样? 这种反差在华人家庭里尤其明显。父母这一代,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很多人本来就谈不上左。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改革开放,对政府、市场、福利和社会主义,有一套来自自身生活的认识。可是到了孩子这一代,政治观念却常常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父母听到“社会主义”,想到的可能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和过去的政治运动;孩子想到的却可能是全民医保、免费大学、儿童保育、住房补贴,以及向富人多征税。两代人说的是同一个词,背后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为什么华裔和其他亚裔家庭到了第二代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政治变化?远不只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 洪今年37岁,韩裔美国人,出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父母从韩国移民美国。她上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来退学进入餐饮业,经营过自己的餐馆。2020年当选州众议员,成为该州第一位亚裔州议员。她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正式成员,主张全民医保、政府资助儿童保育、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提高富人税负、取消大学债务,还曾因为把感恩节称为“殖民者的节日”而引起争议。就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差一点成为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拿到接近四成的民主党初选选票,距离州长提名不到半个百分点。 威斯康星并不是孤例。进步派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建制派支持的海莉・史蒂文斯赢得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提名;明尼苏达的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得到伯尼・桑德斯支持的佩吉・弗拉纳根又以明显优势击败相对温和的安吉・克雷格。三场中西部初选,一场险胜,一场惜败,一场大胜。年轻人、大学城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选民成为进步派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这就说到了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白左”。 白左之所以叫白左,主体首先是白人。而在今天美国年轻白人中,女性又比男性更加左倾。一部分年轻男性近年来开始向川普和MAGA靠近,年轻女性却越来越成为民主党进步派乃至更激进左翼的重要社会基础。 把民主党向左转简单理解成少数族裔推动的结果并不准确。在很多大学城和大城市里,站在最左边、最热衷身份政治,也最愿意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恰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人,其中又有大量年轻女性。 洪(Hong)本人则几乎集中了今天民主党进步政治中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身份,年轻、女性、亚裔、移民家庭背景,再加上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借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语言,在今天民主党身份政治中,黑人、少数族裔和女性在这套政治叙事中天然拥有一种道德优势。用我们过去的话说有点像“贫下中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挡住洪(Hong)的克劳利是一位非裔美国人。他既代表民主党建制派,又来自民主党最重要的传统选民群体之一。如果洪(Hong)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白人男性建制派候选人,最后那三千多票还在不在很难说。 波士顿现任市长米歇尔・吴(Michelle Wu)是台湾移民家庭的女儿,她在住房、气候、公共交通、劳工以及种族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比不少白人自由派政治人物走得更远。 亚裔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却在美国进步政治中站到了相当靠左的位置,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比白左还左”的印象。是成长和教育环境,少数族裔身份带来的政治认同,还是第二代移民更希望融入美国进步派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很难用一个原因解释。 第一代华人看美国,通常带着一个参照物。习惯拿美国和过去生活过的社会比较。所以往往是美国好在哪里,市场经济提供了什么机会,个人奋斗能够换来什么,一个普通家庭为什么能够拥有房子、汽车和相对稳定的生活。 第二代没有这个参照物。美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比较的是美国自己。为什么黑人和白人收入有差距,为什么男女之间有不平等,为什么大学这么贵,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几百亿美元,而另一个人连医疗账单都付不起。父母看到的是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社会,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还不够好的社会。这两种眼光都是真实的,却很难得出完全相同的政治结论。 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还和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变化也不能忽略。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州立大学迅速扩张,高等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战后的科技进步、产业繁荣和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这套体系。美国大学本来就是美国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六十年代以后,大学成为美国各种社会运动和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反越战、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反传统文化首先在校园兴起。到了八九十年代,当年的一部分校园激进分子已经成为教授、媒体人和文化机构管理者,许多原本属于反文化的观念逐渐进入主流。种族、性别、殖民主义、社会正义以及后来所谓的身份政治,也越来越成为大学校园里熟悉的语言。奥巴马时代,很多原来主要流行于大学里的概念开始走出校园,进入媒体、企业、基金会、政府机构乃至整个美国精英文化。 奴隶制、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对原住民的伤害、贫富差距,这些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如果越来越擅长告诉下一代这个国家错在哪里,却越来越少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那么几十年以后,出现一代对自己制度越来越怀疑的年轻人也就不奇怪了。于是有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局面。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用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维持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大学,纳税人和私人捐赠者不断向教育投入巨额资金,而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却越来越不相信资本主义。 当然,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大学教授给学生“洗脑”,也解释不了现实。今天年轻人确实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学学费、学生贷款、高房租、高房价,以及医疗和儿童保育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发现父母在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可以买房、结婚、生孩子,自己却连首付都很困难,他对现有经济制度产生不满就不难理解。 民主社会主义给出的答案很直接。医疗太贵,大学太贵,儿童保育太贵,这些都应该由政府承担;住房出了问题政府介入;贫富差距太大就向富人和企业多征税。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不断扩大会有什么后果,那是另外的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今天美国相当一部分激进年轻人本身并不贫困。很多人出生在中产甚至以上家庭,上过很好的学校,从小生活在安全、富裕的社区。他们对这个制度的怀疑来自于“改变世界”的冲动。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看到贫富差距,想到的可能是税收、教育、就业和社会政策应该怎么调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看到同样的问题,却更容易追问,为什么不能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制度本身改变掉? 现实世界太复杂,任何政策都有成本,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也很少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革命性的政治叙事把世界变得简单,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既得利益者和弱势群体,旧制度和新世界。改变世界也就成了人生意义的一部分。等到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才开始计算它的代价;而在革命发生以前,最吸引年轻人的往往是那个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许诺。 今天美国远远谈不上革命,但这种人性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套语言。过去讲阶级和资本,今天更多讲种族、性别、身份和结构性不平等;过去说改变旧制度,今天说“制度性变革”。词汇变了,那种想要重新安排一个不完美世界的冲动并不陌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些最富裕、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和大学城反而成了左翼政治最活跃的地方。富裕社会提供的安全感让下一代有条件去批判这个社会本身。 年轻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很高,在种族、性别、环境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也普遍比同龄男性更加进步。当一部分年轻男性开始向右移动的时候,年轻女性却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前进。民主党今天的变化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代际和性别分化。 桑德斯没有成为总统,AOC也没有控制民主党,但过去十几年,他们已经改变民主党年轻选民谈论社会主义的方式。几十年前,一个美国政治人物自称社会主义者几乎等于政治自杀;今天在民主党内部这个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避之不及。借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语言,资本主义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马克思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以后,美国的产业工人没有成为他期待的革命力量,真正对社会主义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大学校园和大城市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当年有位老同志曾经预言,美国的革命终有一天会“如火如荼”地进行。今天看看美国的大学校园,再看看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这些选票,倒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同志的想象力。只是他也没有想到,革命的种子最后会落在这样一群人身上。 编辑(Edit)     删除(Dele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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